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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译者序
2019-01-21 11:15 来源:《中国博物馆》杂志 作者:妮娜·西蒙/著 | 喻翔/译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参与”的语境是“参与式文化”,指公众利用网络或是其他媒介手段参与文化的创造,分享和传播,博物馆受其影响出现了“参与式博物馆”。美国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的《参与式博物馆》是介绍这一趋势的著作,阐述了博物馆“参与”的建构,列举了“参与”的四种实践,以及如何评估和管理参与式项目,梳理了参与式文化与参与式博物馆,Web2.0与博物馆2.0、网民活跃度与观众多样性三个方面的理论来源。本文是该止的译者序。

  美国女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的《参与式博物馆》(The Participatory Museum)是一部反映国外博物馆最新发展趋势之一“参与”(participation)的重要著作。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ICOM)前主席、荷兰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曾说:

  “博物馆这门行业产生至今,共有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00年左右,在这期间,博物馆正式提出了其基本从业准则,界定了业务范围;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970年左右,博物馆出现了一种新样式,即常说的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第三次革命发生在2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这次革命,正在见证又一新样式的出现。虽然我们还没对它正式命名,但其关键词就是‘参与’。”

  虽然参与的概念及“参与式博物馆”本身目前在中国鲜有人提及,但在西方国家却进行得有声有色。英国博物馆协会(Museums Association)在2013年明确将参与列入《博物馆改变生活》(Museums Change Lives)未来展望的十大行动之一。

  无独有偶,2012-2014年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的TimeCase. Memory in Action项目便是以参与为主要手段,在文化遗产领域建立开放学习的新标准并提供各种参与的方法来唤醒欧洲人的归属感、主人翁意识,构建一个包容性社区,甚至还提议创建一所“参与学院”(Academy of Participation),将参与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加以研究和推广。

  由于参与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概念,国外博物馆学界尚无系统详尽的研究,所以对于参与的定义以及如何进行参与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议题。

  妮娜的《参与式博物馆》虽然称不上是研究博物馆参与的集大成之作,但确有自己成熟、完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而且语言朴实易懂,在博物馆界以及一般读者中都得到较高的评价。

  不过,由于本书的跨学科程度比较大,再加上中西方的国情不同,所以有些概念和提法在国内博物馆学者和从业者看来会比较陌生,甚至莫名其妙。鉴于此,译者在正文中就重要的博物馆、机构、人物、地名、事件、著作及其他学科的专业术语等添加了注释。

  此外,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严建强教授、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莱茵瓦德学院(Reinwardt Academie AHK)Riemer Knoop教授等老师的倾力支持与帮助,他们考虑到中西方背景的巨大差异,所以建议译者在正文之前就原书作者的身份、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的理论来源以及本书产生的社会背景等方面做一个简要介绍。

  1

  关于作者

  妮娜·西蒙,2002年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曾供职于波士顿科学博物馆(Boston Museum of Science)、阿克顿发现博物馆(Acton Discovery Museum)、首都儿童博物馆(Capital Children‘s Museum,现改名国家儿童博物馆)、国际间谍博物馆(International Spy Museum)、创新科技博物馆(The Tech Museum of Innovation)等机构。

  妮娜在2006年开通了名为“博物馆2.0”(Museum 2.0)的个人博客(museumtwo.blogspot.com),2008年创办了同名设计公司,与全球60多家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合作策划各种面向观众的展览和教育项目,其中就包括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自然史博物馆(Smithsoni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等知名大馆。

  她在2010年出版的《参与式博物馆》一书,在博物馆界大受好评,荣登美国博物馆协会2010年度最佳畅销书榜首,并被《史密森学会会刊》(Smithsonian Magazine)誉为“博物馆的远见者”(museum visionary)。2011年,她被圣克鲁兹市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任命为执行馆长;2012年,荣获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南希·汉克斯奖(Nancy Hanks Award)。

  此外,她还是华盛顿大学博物馆学系的兼职教授,肯尼迪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客座讲师,经常在各个博物馆和博物馆协会等相关组织举办讲座,同时在《博物馆》(Museum)杂志上设有专栏,并在《策展人》(Curator)、《展览人》(Exhibitionist)和《观众研究》(Visitor Studies)等博物馆界知名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妮娜还是美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展览委员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eum Exhibition)的董事和博物馆未来中心(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的发起人,目前定居于加州圣克鲁兹市。她是博物馆界为数不多的既具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又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青年博物馆学者。

  2

  关于本书

  本书的框架结构比较简洁明朗,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参与的理论建构,妮娜称之为参与的设计;

  第二部分则列举了参与的四种实践形式,以及如何评估和管理参与式项目。

  整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参与的各个层面,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参与式博物馆体系,不仅在理论上有比较充足的支撑,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实战性。

  妮娜在前言便开宗明义地给参与式博物馆下了一个定义:一个观众能够围绕其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这个定义是对妮娜设想的参与式博物馆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而接下来的正文是对其提炼出的“创作”“分享”“交流”“围绕内容”这四个关键词的进一步阐发。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妮娜给出的参与式博物馆定义的最后落脚点是“场所”,而且原书实际上不光是讲博物馆,还包括图书馆、剧院等各种文化机构(cultural institutions),所以在原书中往往以cultural institutions或是institutions本意为“机构”,因中国的服务型文化机构多以馆命名,如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等,所以在正文中多译作“馆方”。来指代。这也是该书相比以往的博物馆学著作较为独特之处,而妮娜会采用这种称呼的原因将在下文详述。

  本书的第一部分共四章,将参与的建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1)从“我”开始——博物馆先把观众视为一个个的个体,如同吸纳博物馆会员一样,构建观众的个人资料,针对不同观众的不同个人信息予以区别对待,并要经常与观众保持联络,以培养观众的忠诚度;

  (2)从“我”到“我们”——博物馆运用各种参与式技巧将各个观众串联起来,形成群体效应,实现社交目的;

  (3)设计好社交实物——观众在博物馆进行参与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围绕博物馆的实物进行参与,所以博物馆为了尽可能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展品上,就要想方设法把展品打造为个性化、话题性、刺激性和关联性的实物。

  本书的第二部分共七章,妮娜在这一部分首先给出了博物馆可实行的四种参与模式:

  (1)贡献型;

  (2)合作型;

  (3)共同创造型;

  (4)招待型。

  一句话来说,这四种模式的区别就在于参与者的参与程度与主动性,从贡献型到招待型逐步攀升。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贡献型只是展览中的观众留言板,而招待型则是由参与者从头到尾制作展览。由于每个博物馆自身的定位、使命、馆内文化和开放程度不一,加上观众个体本身也存在着差异,所以妮娜据此提供了四种参与模式,并希望博物馆可以比照每种模式的特色和适用条件进行自由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展览在业界通常被认为是博物馆最主要的一项业务,但妮娜的参与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博物馆举办的活动上,在原文中称为project(方案)或program(项目),甚至认为“比起传统的文物保护和展览实践,它更注重不断改变的创造精神,不在于树立博物馆的权威而在于包容各种声音。它的所有权和经费可能由其成员分摊,而且拨给策展的款项将减少,而更加侧重对话与交流的活动”。

  而且,参与式博物馆与其说是一种新类型的博物馆,毋宁说是一种博物馆设计理念,妮娜在书中也频繁使用“参与”或是“参与式技巧”(participatory techniques)等词汇来指代参与式博物馆。

  因此,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凡是运用到了参与式技巧的博物馆都可以算是参与式博物馆,但是因为使用的数量和程度有多有少、有深有浅,所以可以大致划分为贡献型、合作型、共同创造型和招待型四种模式。

  3

  本书的理论来源

  本书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将很多博物馆领域及其他相关领域甚至在常理看来不与博物馆搭边的领域(如赌场)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架构出参与式博物馆的完整体系。虽然,妮娜在书中所借鉴的案例包罗万象,但最主要的思想来源还是博物馆学、科普和传播学这三个领域。

  其中,博物馆学来源、科普来源分别在书的前言、第5章和致谢部分有明确说明,不再赘述,译者在此重点介绍一下本书最大的理论来源——传播学。

  1、参与式文化与参与式博物馆

  首先便是书名。“参与式博物馆”其实源于美国当代著名传播学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提出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詹金斯是通俗文化和粉丝文化的大力倡导者,有美国的麦克卢汉之美誉,但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而是主张公众利用网络或是其他媒介手段参与到文化的创造、分享和传播中,而不是单纯地做一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另外一位美国当代著名的互联网思想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参与式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参与——聚会、活动和表演。”并反问“除了这些地方,文化还能从哪儿来呢?”舍基使用的“同义反复”一词点出了文化形成过程的实质:没有参与,何来文化?文化首先就是由一小部分人创造出来,然后经一大拨人不断地分享、传播、接纳、再分享、再传播、再接纳,这样循环往复形成规模最终固定下来。

  他对参与式文化的解读是与其抨击看电视相呼应的,因为舍基认为美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消耗了大量时间在看电视上,与其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看电视,不如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看电视很明显是一个纯粹的单向传播过程:观众只能被动接受、消费电视台所提供的内容,既无法及时反馈给电视台,也无法及时与其他观众进行交流,更无法对电视节目内容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加工改造。

  以舍基为代表的大批互联网思想家和传播学家(包括詹金斯在内)便猛烈批判这种消费模式,而在互联网平台找到了自己的理念所在。

  舍基非常重视大众的主动性,尽管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普世价值的创造行为,但即便是随便用图像处理软件恶搞出一张图片发布到网络上也比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强,“再愚蠢的创造也是一种创造”、“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之间”。而这点也是参与式文化的精髓,妮娜的参与式博物馆不仅在名称上化用了参与式文化的头衔,本质上也继承了这一精髓。

  2、Web 2.0与博物馆2.0

  本书的第二个传播学来源便是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Web 2.0。以往的博物馆学研究并非与计算机科学结合得不紧密,虚拟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的发展也已经历了比较长的一段时期,但尚未摆脱计算机技术的成果只是为博物馆保藏、宣教等工作服务的局限性,其中的理念并没有被博物馆所吸收,所以还停留在博物馆方法学(museography)上。

  图1 Web 1.0与Web 2.0之对比

  妮娜提出来的参与式博物馆虽然只是将现成的Web 2.0模式移植到博物馆,但她结合建构主义教育、体验经济、人际交往等学科的知识,构建出自己的一套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并以丰富的具体实例作为支撑,是非常难得的一次突破。

  Web 2.0其实是参与式文化在互联网平台的一种实际应用模式,也是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的具象化,是相对于Web 1.0而言的。

  Web 1.0就是刚刚勃兴时那种只能浏览不能留言的静态网页模式,Web 2.0则是网民可以参与、分享、传播的模式,具体而言,有博客、微博、人人网、QQ、微信、播客、视频网站、回复点赞、tag、RSS等各种目前很常见的应用。这些应用的共同点就是网民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可以主动地发布、分享、评论、协作。所以信息的流通渠道,不再像Web 1.0时代那样是单向传播,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

  图2 传统博物馆与参与式博物馆之对比

  妮娜专门在《参与式博物馆》的第1章用两张图(图2)前后对比了传统博物馆与参与式博物馆的区别,如果把这两张图与Web 1.0和Web 2.0两张图(图1)放在一起,我们很容易看出妮娜基本上就是将Web 2.0的理念借鉴到博物馆领域,使之博物馆化。Web 2.0衍生了很多类似的概念和现象,如“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产消合一者”(prosumers)、“自媒体”(we the media)、“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等等。

  除此之外,在某个词后面加2.0的用法也是风靡全球,包括“图书馆2.0”(Library 2.0)、“企业2.0”(Enterprise 2.0)、“课堂2.0”(Classroom 2.0)、“考古学2.0”(Archaeology 2.0)等等,像妮娜自己开的博客和公司就叫“博物馆2.0”。

  Web 2.0和其导致的自媒体现象具有一定的政治学涵义,这是话语权和知识生成与传播权的一次大规模下放,与此相对应的参与式博物馆也是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观众在博物馆不再是被动接受和消费馆方制作的内容,而是主动创造和建构自己的内容,并与他人一起分享和探讨,以往信息的线性传达被多向传达所取代,博物馆不再是被奉为知识的权威,人人都有权制作并传播自己的知识。所以,参与式博物馆其实也是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民主化这一浪潮中的产物。

  3、网民活跃度与观众多样性

  本书的第三个传播学来源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和市场调查公司弗雷斯特(Forrester Research)的两位高级分析师查伦·李(Charlene Li)和乔希·贝诺夫(Josh Bernoff)于2008年在《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Groundswell:Winning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Social Technologies)一书中提出来的网民分类法。他们将互联网用户按其在网络社区中的活跃度分为六类:

  (1)创造者(creators)——占18%,即发表一篇博客、发布个人网站页面、上传原创视频、上传原创音频/音乐的人;

  (2)评论者(critics)——占25%,即发表对产品或服务的评价/评论、在其他人的博客上留言、在论坛上发帖、在维基上新建/编辑条目的人;

  (3)搜集者(collectors)——占12%,即使用RSS订阅、给网页或照片贴标签、给网站投票的人;

  (4)参与者(joiners)——占25%,即在社交网站上保持个人档案、访问社会化交友网站的人;

  (5)观看者(spectators)——占48%,即阅读博客、收看其他人发布的视频、收听播客节目、阅读论坛帖子的人;

  (6)不活跃分子(inactives)——占44%,即不参与以上这些活动的人。

  这其实相当于网络版的二八法则,大致就是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只是20%的网民发布、上传和贡献出来的,其他80%的网民只是单纯地浏览、下载和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类网民所占的百分比相加起来并不是100%,这说明有的网民既是创造者有可能是观看者,网民们在不同地点、不同领域的活跃程度是有区别的。这并不是说这种分类方法不严谨,而恰好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术业有专攻。”妮娜将这六类用户以及其配套的六项基准借用到博物馆观众的分类当中,并以此针对不同类型的观众提出并设计了不同类型的参与模式。

  以往的博物馆观众分类不是基于年龄、性别等自然特征,便是根据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参观目的等后天因素,很少考虑观众在博物馆的活跃度。

  因为传统博物馆基本上和大众传播学一样把观众当作被动的受众,只认为他们接受博物馆所传递的内容就足够了,鲜有考虑观众可以主动参与的情况,自然也就不会按观众参与程度来分类。

  4

  本书产生的社会背景

  我国台湾的博物馆学家黄光男曾说:“博物馆依附在社会发展下,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博物馆。”虽然妮娜的这本书文字浅显、简练,但由于主要根植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背景,所以要想完全理解参与式博物馆以及为何参与式博物馆的理念会在这些地方产生,还需要对欧美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一定了解。

  1、社区与社区博物馆

  理解《参与式博物馆》的另外一个关键在于对“社区”(community)的把握。Community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在1930年代由费孝通先生首先译作“社区”。虽然有关社区的定义有很多种,但基本上都与以下四个要素有关:

  (1)共同情感联系和价值的认同;

  (2)共同的地域空间;

  (3)经济活动及共同利益;

  (4)一定的人群。

  中国学者在使用社区一词时,比较强调其地域特征,当前内地官方对社区的定义也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尤其是在内地中文语境下,社区往往指带有行政色彩的城市社区,即“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而在英文中,community的使用范围并不限于地域空间,某一民族可以叫community,互联网论坛也可以叫community。即便在地域空间上,大到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小到街坊邻里,都可以用community。英文中更强调community的共同性、共有性,因其词源是拉丁语communis(意为共有的东西),所以也有中文文献将community译为“群体”“社群”“共同体”等。

  由于目前“社区”几成内地社会学界一固定译法,因此本书提到的community也都用社区代指。因为社区并不限于地理意义上的社区,所以书中第二部分反复提到的community members就没有被译成“社区居民”,而是“社区成员”。

  既然谈到社区,就绕不开社区博物馆。实际上,参与式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既相互区别又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的一种具体组织形式,强调对社区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尤其是对平民百姓、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等亚文化),培养他们对本社区的认同感(sense of identity)与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主张文化多样性;而参与式博物馆更注重个人的自我表达(self expression)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交而产生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并且参与式博物馆的准绳在“参与”,社区成员既可作参与者(participants),又可作围观的大众(audiences)。

  当然,人群集中起来就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社区,甚至这些人与博物馆所服务的社区成员就是同一拨人。参与式技巧可以为社区博物馆所用,文化多样性亦是参与式博物馆的最终目的之一。所以,简而言之,社区博物馆的重点在社区,而参与式博物馆的重点在参与。

  2、混合使用与文化机构

  现在回到序言一开始谈到的参与式博物馆的定义问题。妮娜虽然把书名定为“参与式博物馆”,但实际上讲的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文化机构。这与加拿大城市规划学家珍·雅各(Jane Jacobs,1916-2006)提出的城市街道混合使用(mixed use)理念不无关系。雅各主张大城市的设施和场所除了行使主要用途外(如饭店提供饮食,学校提供教育),还应把其与另外能在不同的时间吸引人们到街上来的次要用途相结合。

  这样一来可以起到公共监视的作用,降低犯罪率;二来可以刺激经济需求。美国博物馆学家伊莱恩·休曼·古里安(Elaine Heumann Gurian)就将这一思想引入博物馆领域,主张把博物馆打造成混合使用空间,鼓励博物馆进行除展览以外的活动,比如作为献血站、放学早而父母又没下班的儿童玩耍的乐园、老年人下象棋的休闲场所甚至是底特律已故市长的灵堂。这听上去有些怪诞,但确实在美国的博物馆甚至国内的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真实地发生着。

  像美国的明尼苏达历史学会(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就承办各种音乐会、舞蹈演出、讲座、会议、政治竞选活动、纪念集会、接待、晚宴、婚丧礼等。

  美国的历史学会与国内的历史学会不同,并不是一个学术团体,而是相当于地方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综合体,有的旗下还管辖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建筑。浙江图书馆在2014年也在馆内设立过献血站。

  从外部环境来看,博物馆生来就处在正式的教育机构(学校)和正式的营利性文化机构(如电影院等)的夹缝中间,而且不断面临着其他营利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如主题公园、书店、旅游景点,甚至电视和网络)的挤压,其生存岌岌可危。

  如果继续自诩为科学文化的神圣殿堂,不食人间烟火,博物馆就会被纳税人唾弃。西方博物馆不像国内博物馆那样大多由政府全资支撑,很多都要靠业务收入或是基金会捐助维持运转,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在经济形势下滑的大背景下,博物馆的生存异常艰难。

  因此,出于此番考虑,博物馆不得不改变姿态,通过各种手段吸引纳税人的注意来保持其存在感,使其成为市民活动中心,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接地气。

  妮娜的参与式博物馆也是呼吁人们对博物馆进行多样化使用,与古里安的思想基本吻合,所以她坦陈参与式博物馆“可能不符合现有的博物馆该有的样子,它更像是一个咖啡店或是一家社区艺术中心,甚至更接近于一个缝纫店”。

  这种理念对博物馆的存在感和存在意义构成极大威胁,博物馆学家和从业人员不禁要发问:如果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文化机构都彻底被全方位参与式化,那它们各自的特色和之间的界限岂不是被泯灭和模糊了?

  可供探讨参与式博物馆的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参与式博物馆与虚拟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参与式博物馆教育与21世纪技能、参与式博物馆商业化、参与式博物馆的不足,等等。

  译者在此仅补充了便于理解《参与式博物馆》的一些最基本背景信息,并就书中的一些翻译处理作了简要说明,希望能对今后的国内研究者探索参与式博物馆在中国的可能性、推动中国博物馆学的长远发展起到一点帮助作用。

  虽然,妮娜的观点在正统博物馆学看来可能属于异端,而且其可操作性也受到一定的质疑,但仍不失为对博物馆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美好设想。不过,这种以参与为标志的博物馆2.0时代是否能够到来,未来的博物馆是否能真正成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博物馆,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Léontine Meijer-van Mensch and Peter van Mensch (2011) New Trends in Museology, Celje: Muzej novej?e zgodovine: 12-13.

  2. Museums Association (2013) Practical Actions for Museums, available at http://www.museumsassociation.org.jiankang158.com/museums-change-lives/01072013-wr-practical-actions-for-museums

  3. Tamiko O’Brien, Lars Ebert and Chrissie Tiller (2014) “Academy of Participation: Capacity Building for a Culturally inclusive Europe,” in Participate!: Toolkit for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14-27, available at http://issuu.com.jiankang158.com/riksutstallningar/docs/timecase_toolkit_digital_version/1?e=3020210/8499975

  4.亦有不少中国研究者将其翻译成“参与文化”。

  5. [美] 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胡泳、哈丽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6.同上,第22页。

  7. Sukshan Sakdsrinarang (2013) Web 2.0: Harness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vailable at https://sukshan.wordpress.com/2013/03/13/web-2-0-harnessing-collective-intelligence/

  8. [美] 查伦·李、乔希·贝诺夫:《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陈宋卓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9.黄光男:《博物馆新视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10.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第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23页。

  11.珍·雅各著,吴郑重译注:《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美国都市街道生活的启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5-70,172-199页。

  12.Elaine Heumann Gurian (2001) “Function Follows Form: How Mixed-used Spaces in Museums Build Community” in Civilizing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99-114.

  本文来自《中国博物馆》杂志|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姓名:妮娜·西蒙/著 | 喻翔/译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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